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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亲(二)

  我的父亲(二) (第1/2页)
  
  父亲在部队,母亲在地方工作。他们两个人长期吃“供给制”——每人每月,父亲是六元,母亲是四元吧?这个数,今天看是有点天方夜谭,但其实在共产党革命队伍中长时间全面执行过这个制度。我是后来“有了学问”才晓得,供给制还有一个名字,叫“战时共产主义”——贫困的平衡按需分配。其实很舒服的,有点像初入伍时的义务兵——我们现在去当兵,也大致还是这个待遇,吃、穿、住、用的都是公家管,穿的,除了裤衩,连袜子都是“发的”,父亲那时连牙膏肥皂都是“供给”。好处是什么都不用操心,到时候就会有人给你发;不好处是没有积蓄,攒不住钱。就那几个零用票,想打打牙祭,改善改善伙食都有点窘困。我们兄妹——部队子弟都一个样——不享受“供给”,但每人每月是另有二十元的生活津贴。
  
  所以当时在部队有口谚,一个孩子是贫农,两个孩子是中农,三个孩子是富农,四个孩子?则是地主。父亲出身成分是富农,很不体面,但在部队,他又是堂堂正正的“地主”——他有四个孩子,每月全家可以拿到八九十元。这个数字,在建国初期,可以说是笔巨款了。
  
  曾经有一段时间,地方上已经实行工资制,但部队仍在供给。母亲的收入一下子涨到八十多元,而父亲还只是供“六元”。这样,父亲就必须吃我们兄妹的津贴,吃母亲的工资。但是很快的,在军队的父亲实行了工资制。他还另有军龄补贴。每个月工资袋里能拿到二百一十六元,加上母亲的钱每个月就是三百元了。
  
  老子讲“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”。直到人类消灭,爝火熄尽,这句话也是真理。当时一个县委书记工资不过八九十元,一个地委书记一百三四十元,那是“普遍现象”,即使军分区的司令老红军,工资也就三百元吧——而我们家处洛阳,应该说是个不小的名城。父亲“进步”虽慢,然而资历较老,收入不菲,加上母亲的,在洛阳这样的城市里,也是很扎眼的。
  
  已故作家乔典运的生花妙笔写过,人要想活得平安,就得活得不如人,你不如人,可怜而无害,一般来说,如杨白劳那样,只要不欠黄世仁的债,黄世仁不大会主动拾掇他。杨白劳也有强项,他的女儿太好看——这一条比人强,所以招来无妄之灾。
  
  父亲母亲都很安分,都不是惹是生非的人。他们入伍早,进步慢,在革命队伍里,本来是个弱者:处处不如人。在供给制下,大家区别不很大,一下子跳进工资制,人们一个早晨就明白过来,这个吃中灶的老凌,原来比首长还有钱!军衔定得低,该晋升军衔时送他到不能晋升军衔的干校去“学习”,母亲在陕县如鱼得水,到了“工资制”,在洛阳就受排斥。我看有两条原因,一成分高,好比软柿子,好捏;二“工资”冒尖,收入丰厚。可怜的父母,我认为他们第一条原因记牢了,第二条原因是忽略了——他们认为是洛阳风气不好,换一换地方就成。到了县城,他们才知道这里的日子更难过。因为好人坏人、正常人偏执人,只要是社会人,都有点正常劣性,妒忌——很平常的一个思维方式:“他们收入三百,凭什么?”——人们这时不大会想我的父母都是“老抗日”,父亲打游击在古墓中住过多少年。“他妈的!”人们如此想,二月河也这般想。
  
  唉……人在矮檐下,怎敢不低头?我的感觉,父亲母亲一辈子都在矮檐下,我就没见他们抬过头,也不曾听到过他们真正欢快的笑声。真的,一次也没有听到过!他们的忧郁沉闷伴随了他们的生命进程。父亲有一次叹息:做一个共产党员真难,母亲更正说,做一个人就真难!还有一次,是反右斗争之后,父亲问母亲:“假如我划成右派,你会和我离婚吗?”母亲连想都没想,说:“必须离——解放他们一辈子重要!”这个话是父亲快要走到尽头时,垂老风烛中传告给二月河的。他还告诉我,尽管知道母亲的话理智,尽管他也知道她爱他,尽管事情并没有发生……
  
  这是多么凄冷的情韵!
  
  我们家收入高,不讲究穿,但吃的绝对是军区头一份,每天我和妹妹到分区食堂打菜,红烧肉、木须肉、红烧鱼、烧肚片……用塑胶大盘——直径有一尺,打得冒高——河南话说叫“岗尖”一大盘,招招摇摇穿过大院端回家,所有的人都看见了,走过去都嗅见了,我认为是嗅到了心里头——这种“味道”也是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。
  
  但即使是这样吃,以那年头的物价水准,他们的钱也是远远花不尽的。然而母亲逝后,父亲有一天向我们兄妹交代“账目”:我家仅余一千余元。他把情况详细介绍说:“我就要给你们续娶母亲,有句俗话说——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。但现在我还不是后爹。把经济情况告诉你们,把余钱也大家分了……”他生恐自己“变心”,在“变心”之前把不变的原则交代清楚。
  
  这样我才知道邯郸大姑家的祖母,大舅舅家的聚财大表哥,现在写着《二月河源》的大哥,是他的常年资助户。另有二姨家表姐吴爱明,大姑家大表哥是他临时困难资助户。这几个受资助的亲人,在1957年前我除了表姐吴爱明之外,都是影影绰绰的印象。知道有这个人,没有见过面。见过大哥(凌振祥)一面,但已没有了形容记忆。“爱明姐”的印象比较深,因为1953年我回昔阳,大人们忙他们的,多半时间是她带我玩,到垴垴上去看场院,走路拉着我的手“看崴了脚”,告诉我“你是城里人,不要欺负人家乡下人”。爱和我一块玩,这就行,印象深。对这位大哥,我的印象是他会拉胡琴,用玉茭秆做的“琴”也能弹出很好听的“叮咚”声,我当然没想到他有音乐天赋,十二年后,湖北艺术学院在河南招生,仅录取三名学生,他便忝居榜上,我更猜想不到他们日后会结为夫妻完全加入我的河南家庭,但我们从小就非常友善。
  
  他们之间的邂逅也是颇有意思的。我的姑表大哥吕贵成是小学老师,振祥哥和爱明姐到他卧室玩,看到了墙上挂的父亲的照片,爱明姐说“哈!那是俺姨夫”,振祥哥说“那是俺屋屋(叔叔)”!大表哥哈哈一笑说“那是俺舅舅”——这样,他们才彻底“弄清关系”。
  
  大表哥的父亲吕倜在河北,领导着他那个“系统”红色家族。振祥哥和爱明姐却是属于父亲统率的“河南系列”。
  
  姑表兄吕贵成是小学教师,舅表兄马聚财务农,只是生活有点困难,父母对他们只是有些关照。吴爱明是孤女,但她有二姨夫照顾,继父对她也颇怜惜爱护,父母对她的照拂比表兄们多一点。我的印象,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大哥凌振祥。振祥哥说“叔叔对我的爱比对解放有过之而无不及”——这是他的感受,比较实际的情况是:父母的心公道,能设身处地为这些弱者想事情就是了。我常听父母在灯下议论。
  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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