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与《南阳广播电视报》——往事琐忆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他们渐渐做大了。最初好像只有几间房。拥挤的和我的书房差不多，后来大了点，局里给他们腾了一层楼。南春堂有了间大办公室，白冰也“改善”了办公条件。似乎有点儿“阔起来”的样子。然而再后来。我与周报的直接来往是“戛然而止”的模样，双方都是“只听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”。原因不是感情疏远，倒是我的事。是我也“做大了”。我也做累了。这中间的来往，包括我哥哥写的《二月河源》在他们那里连载，春堂希望我去参加这文章的座谈会，我也未能满足他。想想我这个人，甚是薄情寡义。
　　
　　人呐，就这个样儿。事呀，也就这个样儿。大了，累了。有一点儿空就想歇歇。他也想歇，我也想歇，就没空见面了。春堂有时会来个电话，要签书或者别的什么小事，白冰也是，有事说事。“见个面”是希望也是奢望。这让我想去庄子一句话，昔日是“涸辙之鲋”，是否如今有点“江湖相忘”了？
　　
　　但他们确实干得好。“做大了”。版面由四个版扩张到四十个版，整整翻了十倍，报社的办公也从寄人篱下的“一层楼”，扩展到了十二层的大厦。这很不易，因为卖这张报，是不能靠行政手段征订的，一点儿强迫命令也没有，市场大致也就南阳市这个区间，完全靠谋升斗之资的老百姓掏腰包，一直维持在四五万份之间，这里的辛苦我不用问也知道。中央有电视报，省里也有电视报，电视里经常有节目预告——这对一张基层的同类报纸是多么严酷的竞争与挑战。据我坐在这里傻想，这靠的是报社全体同仁长期韧性的坚持努力，也要靠有关当政的撑力。但过去的《声屏周报》和今天的《南阳广播电视报》，首先应该感谢的，是南阳人。南阳人从怀中取出带了他们体温的钱，作养了这张报，滋润了它的发展壮大。
　　
　　白冰反复来电话，她现在仍当副总。说新老总何子杰，希望我在一个期特刊上说一点什么，这当然是极合理的要求。但我其实也就是一点心情，寄语《南阳广播电视报》更多关注南阳电视观众的心理需求，更好地把文化理念与观赏水准交流好，让人民把这张报看成是自己精神生活之必须，报纸就办得更有意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