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父亲母亲那一年在延安认识并结了婚。
　　
　　那一年，艰难的中国革命，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出现了转机。有一批又一批向往革命，向往光明的青年学生，怀揣对革命的向往汇集到了宝塔山下。
　　
　　那时，延安的天空在革命青年眼中是那么晴朗，汩汩流动的延河水是那么清澈。母亲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感召下，热血沸腾地来到了延安，来到了中国革命的圣地。她抛弃了城市，告别了父母，她要为理想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，也是在这种热忱下与父亲结了婚。
　　
　　父亲和母亲大相径庭，父亲在参加革命前不知道何谓革命。年老时的父亲，曾心情复杂地给自己做过总结。他说：当年我参加革命是瞎猫撞上了死老鼠。
　　
　　我们都知道父亲这句话的含意。父亲是在饥寒交迫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参加了红军的。那时父亲饿得眼冒金星，两眼发蓝，只要谁给他一口吃的，就是他的亲爹亲娘，结果那天他的眼前出现了红军队伍，他连想都没想便走进了革命队伍。如果那一天父亲的眼前经过一支别的什么队伍，他也是不是会想也不想地走过去？当然，结果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了。
　　
　　父亲参加红军那一年，父亲家乡大旱，方圆百里颗粒无收，逃荒的人成群结队。在逃荒的队伍中，走着父亲一家老小。后来父亲就和一家人走散了。那时，父亲一连十几天没有吃到一顿像样的饭了，父亲觉得自己就快死了。结果就在那时，父亲看到了亲人红军。
　　
　　随后父亲的历史便和中国革命史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。父亲的历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革命史。
　　
　　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，父亲就参加了。一次又一次围剿下来，父亲不仅大难不死，反而身体越来越茁壮了。在红军队伍中，虽然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但和父亲以前逃荒的日子相比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父亲在一次又一次反围剿中，不仅长高了身体，还当上了一名连长。那时红军部队人员流动非常大，一个战役下来，马上就缩编，休整一些日子又扩编。打了几仗之后，父亲也算是个老兵了。于是父亲就在缩缩扩扩中，当上了连长。
　　
　　父亲一点也没把自己能当上连长当回事。因为那时，连长、营长什么的一点也不比那些士兵强。还操心，不管是打仗还是撤退，当官的一定要走到当兵的前面和后面。说是一个连，其实有时才十几个人，多的时候也不过有几十个人。
　　
　　打打藏藏，躲躲跑跑，父亲觉得也没什么，这种日子和玩一场游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，怎么着也算能吃饱肚子。父亲那时的革命口号就是；打土豪分田地，让穷人吃饱肚子。
　　
　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，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北上。父亲才真正感受到，红军真是不好当，简直是太受罪了。
　　
　　父亲在湘江打了一次他认为有生以来最难打的一次大仗，结果差点死在那里。他从死人堆里又奇迹般地钻了出来，分不清东南西北地往前赶。
　　
　　年老的父亲曾说过长征时的感受。那是晚饭后，父亲一边剔牙一边说：你们以为当年我们愿意长征呀！不长征就没有活路，后面的国民党赶猪似的赶我们。稍慢一点就走不脱了。
　　
　　父亲就是这样，被国民党逼着赶着，随着红军大部队跌跌撞撞，滚着爬着来到了陕北的延安。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，轰轰烈烈地闹起了大生产。当时外界许多人都认为红军这次一准是完了，就是有点气候那也是十年以后的事了。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。父亲那一年当上了营长。当时他们那个连，只有父亲一个人走到了陕北。
　　
　　父亲当上了营长之后，被送到陕北的军政大学进修。父亲就在那时认识了母亲，并和母亲结了婚。
　　
　　能到陕北军政大学进修的军官，是有条件的。共产党从草创初期，一直到陕北，从无到有，一直到壮大，他们总结出了一点，那就是作为革命“种子”的重要性。于是，父亲便作为革命的种子，被送到了军政大学。
　　
　　父亲在军政大学学习的内容是政治、军事和文化。政治、军事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，他从一到红军的队伍中就领教了，学习政治不用费什么脑子，带个耳朵听就是了。这时，父亲已经知道什么是革命了。他不仅了解了中国的革命，还知道革命从巴黎到苏联，又从苏联到中国的演变。至于军事，从游击战到堡垒对堡垒，又从突围到长征，也都领教过了，所以，闭着眼睛也能讲出几套来。文化课却难住了父亲。父亲从来也没有上过学，就是自己的名字，也是到了红军队伍中首长现给起的，叫石光荣。以前父亲只有小名，叫小石头。
　　
　　文化课可难为了军政大学的教官们，他们手把手地教。父亲他们也掰扯不清那些横横竖竖的东西。一到文比课，他们就全体打睦睡，急得文化教官拿这些革命种子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　　
　　这时，母亲那些从城市里来的小知识分子们一批批地来到了陕北，缺花少绿的陕北，一时间到处莺歌燕舞。有许多作家曾把红军驻扎陕北期间描绘得令人向往难忘，我想这大约和母亲这一批又一批来到解放区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，给陕北带来的变化是分不开的。俗语道：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红军能在陕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一定和像母亲这样的年轻知识女性分不开。
　　
　　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，解放区的领导做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，那就是把大城市里来的知识女性都介绍给这些革命“种子”，种子找到了土地才能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否则，徒有种子也是白搭。也就是通过这次介绍，母亲被介绍给了父亲，母亲那时是父亲的课外文化辅导员。那时的母亲和所有投奔延安来的女青年一样，感受到了光荣与责任。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给父亲当文化教员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
　　
　　父亲就是在那一刻认识了母亲，也是从那一刻，他对母亲埋下了逆反的种子。前面说过，让父亲这些人去打仗去舍生忘死，他们不会有二话，可让他们学习文化，比杀了他们还难受。他们对文化有着天生的排斥，这就注定了他和母亲一生的关系。
　　
　　可刚开始，父亲看到母亲时，眼睛却是为之一亮，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性。母亲这群人一出现，令父亲他们眼睛都不够用了，他们从眼睛到心里都写满了惊叹和新奇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这种美好，几日之后，便在父亲的心目中烟消云散了。
　　
　　那时，母亲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上级交给她的任务，她要当好父亲的文化辅导员。她来陕北不是为了吃小米饭的，她要为革命做出贡献。从内心讲，她很乐意这样做。她早就对这些革命者，这些心目中的英雄充满了狂热的景仰，不然她也不会不顾一些同学亲友的劝说，而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延安，来到这些抗日大英雄身旁。当上文化教员后，她便天天逼着父亲读书识字。刚开始，父亲觉得天天有母亲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督导着，还有些满足和高兴。几天之后，他觉得这是在受洋罪。那时，纸笔都奇缺，于是，只能手指当笔，地当纸了。母亲先教父亲写自己的名字，把父亲的名字写在黄土上，然后让父亲照着写。父亲挺认真地写了几遍，第二天，他再和母亲见面时，又忘得差不多了。母亲的脸上就露出朽木不可雕也的神情。为了惩罚父亲，母亲在军政大学的操场上画出了足有半块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，她一定要让父亲在那块空地上写满自己的名字，否则不准吃饭不准睡觉。父亲被逼无奈，打着赤膊，双手拖着足有两米长的棍子，他在那里咬牙切齿地书写自己的名字。这时的母亲，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了。他开始怨母亲了，他一边在写自己的名字，一边在心里咒母亲：妈的小妖精。他写一遍咒一遍，最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颠三倒四的了。字还是那三个字，次序却全乱了，母亲捂着嘴就笑。母亲笑起来的样子，是很好看的。此时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，简直就是丑八怪。父亲已经写得一身是汗了，他见母亲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他把当作笔的棍子扔得远远的，一屁股蹲在地上说：妈的，啥鸟名字。老子不写了，写这些东西又不当饭吃！
　　
　　母亲就正色道：石光荣，不写可不行。这是政治任务，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报告给校长。
　　
　　那时军政大学的校长是朱德，是红军中人人都敬畏的人物。父亲知道，母亲这些人也是校长派来的，完不成作业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也是校长提出来的。父亲无奈，又拾起棍，锄地似的又写起了自己的名字。
　　
　　许多年以后，父亲还感叹地说：当年学识字，受了老罪了。
　　
　　因为母亲的认真，也因为父亲天生就不是学文化的料，渐渐地他一见母亲就感到恐惧。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他，一见母亲向他走来，他立马脸色铁青，眼前发黑。有几次，他为了逃脱学文化，一到上课时间，他就躲进厕所不出来。他蹲在里面，吸了一支烟。又吸了一支烟。他以为母亲肯定等得不耐烦走了。结果，他一走出来，母亲正一脸严肃地站在一棵树下望着他。他带着哭腔道：你咋还不走哇？母亲说：石光荣，你今天的文化课还没上呢！
　　
　　父亲的天空就黑了。
　　
　　军政大学的这段历史对父亲来说灰暗无比。
　　
　　一年以后，父亲从军政大学毕业了。那些同批和父亲学习的“种子”们，在毕业没多久，有些人便和辅导教员结婚了。一时间，一间间窑洞上到处可以看到贴着红双喜字的窗棂。直到几个月之后，首长找到父亲，开门见山地说：小石头，你看小杜那人咋样？
　　
　　小杜就是母亲。父亲不解其意，瞪大眼睛说：说啥，你说那个小妖精？别提她，一提她我头就痛。
　　
　　首长就笑，笑过了又说：小石头哇，当初领导也是为了考虑你的终身大事，才让你和小杜在一起学习的。
　　
　　父亲听到头又痛了，他睁大眼睛说：啥？你们咋不早说，要是早知道这样，我说啥也不和她学。你不知道这半年的罪是咋受的。
　　
　　那时，父亲已经学会了服从组织，见首长这么一说也没话可说了，勾着头吸了两支烟才说：那啥，咱不说受罪的事，不结婚不行么？
　　
　　首长说：这是终身大事，要是以后队伍拉出去，天天打仗，想找这个机会怕是也没有了。
　　
　　父亲听到这又不言语了，最后点点头说：那我就听组织的。这么多年来，父亲一直在听组织的，才有了今天，所以父亲对组织的决定总是深信不疑。那时父亲还很自私地想：狗日的小妖精，你要真嫁给我，看老子不收拾你。
　　
　　首长又找到母亲。母亲也感到吃惊，当首长问到母亲对父亲的印象时，母亲只感到可笑。她一想起父亲写字像锄地的样子就感到可笑，别的，没有在心里留下任何印象。
　　
　　在首长讲了父亲许多的英雄事迹后，母亲终于答应了。当初，她从城市来到陕北，就是怀揣着对革命的景仰和希望，她十分景仰那些为了民族利益不惜捐躯的英雄们。她考虑再三，同意了与父亲的婚事。
　　
　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父亲和母亲在宝塔山下一个普通的窑洞里结合了。父亲和母亲白天闹了一天的大生产，晚上，他们的被子被搬到了一个窑洞里。闹完大生产回来的父亲，肩扛锄头，看着母亲走进窑洞的身影，他的心里莫名地生出几分快意。他那时想：老子受了你半年的洋罪，我的老师！想到这，他扔下锄头，大步地向窑洞走去。
　　
　　在父亲和母亲起初结合的日子里，母亲尚不到二十岁，父亲不满三十岁，父亲的精力显得很旺盛。以前父亲随着队伍东跑西藏，打打杀杀，过剩的精力都消耗在了战争中。到了陕北之后。队伍得到了休整。父亲的体力和精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，因此这种旺盛的气力有机会用在了年轻的母亲身上。年轻的母亲对婚姻对感情仍然准备不足，她做梦也没想到会和父亲这种人结合。她的情感更多的是让位于组织上的服从，但在心理上她却难以接纳父亲，就像父亲难以接纳母亲一样。男人和女人毕竟不同，新婚之夜，父亲在母亲身上尝到了甜头，于是父亲便乐此不疲了。母亲无法承受父亲的这种粗暴，况且，她的内心还没有对父亲的爱。每一次父亲向母亲求爱两人都像打架一样。父亲乘胜追击，母亲层层设障，围剿与反围剿便在那间小小的窑洞中展开了。
　　
　　后来，母亲渐渐掌握了父亲的短处，那就是每天晚上入睡前，母亲总板起文化辅导员的面孔，教父亲识文断字。一提到识字，父亲顿时蔫了，耷拉下脑袋，低声下气地求母亲说：今晚不学行么？
　　
　　母亲是万万不会答应的，她铁着声音说：不行，今晚你不把这两个字写出来，休想睡觉。
　　
　　这时，母亲和父亲的身份彻底颠倒了过来。父亲坐在油灯下愁眉不展，母亲的心情就真的和解放区的天空没有什么差别了。直到夜半，父亲仍没能完全把那两个字记住，他抬起身，“呼”的一声把油灯吹熄了，悄没声息地在母亲身边躺下了。借着窑洞外透出的朦胧月光，父亲望着母亲。在学习文化上，他异常自卑。这一夜，他们自然无话。
　　
　　母亲掌握了父亲的短处，差不多每天晚上，母亲都要折磨父亲一次，这是父亲最致命的要害。白天，父亲还曾雄心勃勃，可一到了晚上，父亲便一点脾气也没有了。在母亲面前，他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觉得母亲简直就是他的克星。父亲的新婚，灰暗又别扭。
　　
　　白天，父母都忙于各自的事情，只有到了晚上他们才有相聚的时间。父亲很怕回到母亲的身边，回到那孔属于父母的窑洞里。只要有机会，父亲一定要在外面磨时间，直到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窑洞了，他才蔫头耷脑地走回来。父亲回来时，有时母亲已经睡下了，这是父亲最愿意看到的场面。这时的他会像一名地下党一样，神出鬼没地脱去自己的衣服。然后无声无息地在母亲身边躺下。没有母亲的折磨，父亲的心情是放松的。很快，父亲便进入了梦乡。
　　
　　这种相安无事，也是母亲最愿意看到的。可父亲的潜意识却不安分，夜半时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父亲便管不住自己了，又一次粗暴地把母亲压在身下。母亲挣扎两下，终是没能挣脱成功，于是母亲就清晰地说：石光荣，今天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！
　　
　　这一声让父亲清醒过来，刚才还豪情万丈的父亲，一下子便中弹似的从母亲身上滚下来，不言不语，理屈词穷地躺下了。
　　
　　父亲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，他要摆脱母亲的束缚，只有离开母亲他才能重新树立起男人的豪情壮志，否则，父亲觉得都快把男人的颜面丢尽了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父亲盼望着快些打仗，只要一打仗，父亲又能找回昔日的自己。千军万马面前，他的眉头都不会皱一皱。他也说不清，自己为什么要在母亲面前这么自卑，能否认得母亲教的字只是一方面，并不是全部。父亲觉得这一切仿佛是老天注定的，太邪门了。
　　
　　父亲没怎么太费周折，就盼来了打仗的日子。胡宗南的队伍向陕北进攻了，于是，保卫延安的战斗打响了。父亲率领自己营的士兵，理所当然地投入到了保卫延安的战斗中。
　　
　　母亲在投奔解放区之前，是在南方一座城市里学医。战斗一打响，母亲也有了用武之地，母亲被调往战地医院。从此，母亲算是和父亲分开了。
　　
　　接到战斗任务那一刻，父亲终于长出了一口气。他大步流星地奔回到母亲和他居住的窑洞。母亲已先父亲一步回来收拾行装了。父亲见到母亲，一点也没有分别的愁苦和伤感，他冲母亲眉飞色舞地笑着说：这下我可离开你了。母亲也一脸的灿烂。她投奔解放区是想干一番大事业，现在她也不用整日和父亲在一起了，终于如愿以偿的可以干她想干的事了。于是，她给父亲留下了一个空前美好的笑容。父亲看到了母亲的笑容，他又一次真正意识到母亲原来长得很美。他想说几句比较柔情的话。毕竟他们这是在分别，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面还不好说。但父亲一想起母亲教他文化课那些灰暗的日子，他心里涌动起的那一点柔情立马四散了。
　　
　　父亲和母亲第一次分别，他们谁都没有互道一声珍重，仿佛他们是一对逃出牢笼的小鸟，各自抖着翅膀一下子就飞向了自由的天空。
　　
　　接着，保卫延安的战斗就打响了。父亲在战斗中又一点一滴地恢复起了男人的信心。
　　
　　这段时间，父亲几乎没有见过母亲，他也不愿意去想。只要母亲的形象在父亲眼前浮现，父亲一定会想到那些灰暗无比的日子。于是父亲就不再想母亲了。
　　
　　母亲在后方医院，她和同伴们在一起，一边关注着前线的战事，一边忙着自己的工作，她也没有想父亲。母亲是个晚熟的女人，况且她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最主要的一点是，父亲作为男人还没有真正启开母亲爱的心扉，女人心里没有爱便不会去牵挂去想念。夜晚的时候，母亲偶尔回忆起和父亲曾经生活的短暂岁月，她的心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有的只是一点点忧伤，还有一点点伤害。
　　
　　也就是说，此时的父母谁心里也没装过谁。如果命运有所改变的话，他们的情感历程到此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。没有伤害，没有慰藉，什么也没有，他们还是他们。然而，命运却注定他们经过新的一轮分离后，又重新在一起，接着就有了下面新的故事。新的故事既老又新，说不清道不明。
　　
　　如果说父亲和母亲在革命的岁月中，没有产生一点爱情，那是不真实的。
　　
　　延安保卫战之后，蒋介石终于意识到，共产党的力量不可小视，他一时半会没有能力一口吃掉共产党这支神出鬼没的队伍。再加上各方面的压力，于是停止了进攻。不久，就爆发了著名的百团大战。父亲在百团大战中光荣负伤了，这也是命运的安排，父亲住进了母亲所在的医院。
　　
　　在战斗中部队空前地壮大。随着队伍的壮大，后勤队伍也明显地得到了改善，大小战地医院就有几十个。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就是那时候牺牲的。
　　
　　在父亲负伤住进医院之前，父亲和母亲曾见过几次面，只是匆匆相见。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正常，别说他们当时不在一支部队，而是一个前方，一个后方，就是同一支部队能见一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父母匆匆相见，他们没有什么语言。不是因为他们觉悟高，把所有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了革命中去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确没什么可说的。父亲一见到母亲就又勾起了他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母亲一见父亲，想到的是父亲可笑的粗暴。他们隔着人群，只是那么匆匆一瞥。在心里几乎没有激起重逢后的喜悦和激动。
　　
　　这次因为父亲负伤，他们得以再一次重逢。也可以说，他们这次相见，使他们的感情有了质的突破，并有了结晶，
　　
　　母亲是怀揣各色理想的小知识分子，她的梦想上不着天下着地，色彩斑斓，也实际，也浪漫。她和一群学生结伴来到解放区，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。然而，现实毕竟是现实。现实多少粉碎了母亲那些过于美好的理想，实际的生活使她清醒了一些。再加上战争的考验和革命的教育，她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，革命不是浪漫，而是流血牺牲。虽然母亲意识到了这些，但她仍无法改变小知识分子的天性，爱幻想，易激动，经常心潮难平的样子。经过一段战争的洗礼，她的爱恶有了些改变，包括对父亲的感情。她明白了什么是最可爱的人，她自从参加革命队伍后，父亲是她交往最深的男人。前方炮声隆隆，枪声阵阵。她看着一个又一个伤员从阵地上被抬下来，她不能不联想到父亲。想念父亲，是不具体的，而是抽象的。她把对前方战士的挂念和关怀，都倾注到了父亲的身上。说白了，母亲想像中的父亲经过了母亲的理想化。随着时间、环境的改变，母亲虚弱的情感也在改变。
　　
　　就在这时，母亲在众多伤员中发现了父亲。那次父亲负伤有些虚张声势，他的皮肉多处挂花，却没有伤着筋骨。父亲因失血过多，脸色显得有些苍白。
　　
　　待母亲确认出父亲后，她的心里动了一下，接着眼泪就流了出来，毕竟父亲和她是有些关系的。母亲就是对那些没关系的伤员，动情处，她也会忘记自己医生的身份，躲到无人处，伤心动情地流出几滴眼泪。这就是女人，母亲。
　　
　　父亲看见了母亲眼里的泪水，他的心也有所动，毕竟他是个健全的人。在前方打仗的间隙里，脑子会冷不丁地冒出母亲。每次打仗前，父亲和所有人一样，把该想的也都想过了。谁知道双方一开火，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呢。战争中他们平静地面对死亡，但也恐惧死亡，因为不能避免死亡。过多的死亡出现在他们的身边，他们便和一般人有着对死亡不同的理解。一想到死，就会想到今天的生，梳理自己生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人生的许多遗憾。这么想时，父亲就会出其不意地想到母亲。母亲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女人，他也算得到过女人了。那种感受是活生生的，挥之不去，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。虽然母亲让他有过灰暗的日子，但也有刻骨铭心的时刻。
　　
　　父亲看见了母亲还有母亲脸上的眼泪，父亲就说：操，咱们又见面了。父亲说这话时，是有着许多感慨的。
　　
　　那些日子，父亲成为了母亲众多伤员中的一位，现在他们的位置又一次得到了改变。母亲是医生，父亲是伤员。
　　
　　母亲照料父亲时就比平时多了些关怀、体贴。这使父亲对母亲的看法得到了空前的改变，父亲就想：这小杜要是不教文化，还是挺漂亮的。父亲把可爱归结到了漂亮这一点上。
　　
　　不学文化时的父亲，在母亲的眼里也不那么愚顽了。作为男人的父亲，此时的刚强和自尊又一次得到了展现，这种展现，让母亲有所心动。
　　
　　父亲的伤还没有痊愈时，一次战役已经结束了，部队进行全面休整。父亲也就不急于出院了。伤员不再增加，母亲偶得空闲时，她总要在父亲的病床前站一站，摸摸这，看看那。
　　
　　父亲有一次就感慨地说：要是世界上没有那些字该多好哇。
　　
　　这话说得母亲一愣，待她明白过来，她只在心里轻吸了一声。这就是她眼中的父亲，有时愚顽得像个三岁的孩子。
　　
　　父亲能起来了，他可以拖着腿走来走去了。那个季节正是春天，处在山沟里的野战医院四周的山坡上到处开满了山花。父亲鬼使神差的跑到山坡上，采回了一大堆红灿灿的花儿来。他把这些花一直抱到母亲面前，他说：给你的。
　　
　　母亲没料到父亲竟会有这样的举动，她绯红了脸，有些手足无措地接过了父亲递给她的野花，这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显得这么有情致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这一怀抱鲜花打动了母亲那颗芳心。当时母亲又羞又嗔地望了父亲一眼，接过鲜花，低着头就匆匆走了。
　　
　　父亲望着母亲的背影，他的身子呼地一下热了起来。
　　
　　这一次，父亲和母亲在战争间隙里有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团聚。也就是在这一次，母亲接纳了父亲。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婚，父亲也领略到了真正的母亲。
　　
　　就是这一次短暂的相聚，母亲怀孕了。不久，她就生下了老大——权。
　　
　　年老的父母回想起往事，他们才意识到那是他们一生中情感世界里几个亮点之一。
　　
　　随着环境的改变，母亲也像普通女人一样，学会了等待。因为权的出生使父亲和母亲有了一个无形的纽带。这种纽带一直把他们系在一起。
　　
　　于是就演绎出了生活中的苦辣酸甜。
　　
　　权的出世，使母亲的生活发生了变化。这一变化有别于父亲。战争年代的父亲，他更像一条没有了码头的船，在风浪中飘摇着。母亲以及权只是他梦中的一个影子，只有在梦里他们偶尔才能出现。
　　
　　母亲却不同了，权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。只要她看到权，她就会想起父亲，想起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以及种种责任。好在母亲在后方医院，不需要她亲自去打仗，但战争年代的野战医院，作战部队走到哪里，他们就要跟到哪里。于是，年纪尚小的权和部队一样，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　　
　　权出生时，父亲自然不在母亲身旁，那时他正在太行山一带和鬼子进行游击战。不久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父亲的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开到了东北。
　　
　　母亲所在的医院虽然也来到东北，但她却无法见到父亲。父亲的部队正在营口一带和蒋介石的部队进进退退地进行着拉锯战。
　　
　　在辽沈战役前夕，父亲和母亲终于见面了。他们见面的地点是长春郊外的一个小村里。那时解放军已经把长春城里的国民党部队团团围住了，父亲的部队就驻扎在郊外的一个小村里。那天，母亲的医院途经父亲所在的那个小村，就这样，父亲和母亲在分别五年后，又一次重逢了。在这之前，他们有几次擦肩而过的机会，但阴差阳错他们一直没能见面。
　　
　　也就是说，父亲和母亲在长春郊外的村庄里见面那一年，权已经五岁了。那天晚上，父亲亲自把母亲和权接到了自己的指挥所。说是指挥所，其实就是三间民房。一间是父亲睡觉的宿舍，另一间是父亲办公的地方，还有一间是厨房。一直到现在，广大的东北农村仍保留着这种典型的房屋结构。那一年，父亲当上了团长。父亲和母亲见面并没有什么话可说，部队发生的故事就是他们共同的事。该发生的都发生了，他们你看看我，我瞅瞅你。母亲毕竟是女人，她刚见到父亲那一瞬，有一点点激动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五年里，她一时一刻也没忘了父亲。这完全是权的功劳，因为权的存在，使母亲无法忘记父亲。但她一看父亲的神态，那种永远无法退却的顽态，又使母亲那一点点感动也消失了。
　　
　　父亲没对母亲说什么，却对母亲身旁的权说：这是我的儿子吧。来，让爸抱抱。
　　
　　权不理父亲这个情，瞪着一双溜圆的眼睛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！
　　
　　权不是心血来潮这么说话。战争年代的部队还谈不上文明，经常有伤员和母亲的同事逗权说：权，我是你爸爸。权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他爸爸，渐渐地他学会了反抗。别人再这么说时，他也说：你是我儿子。
　　
　　权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自己的亲爹，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反抗着父亲。这种反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父亲先是怔了一下，马上就哈哈大笑道：好，这小兔崽子真是我儿子。
　　
　　权这时就真的很敌意地望着父亲了，此时他站在父亲面前，不是兔崽子，而是活脱脱的一个狼崽子。那架势随时准备上前和父亲撕扯一番。
　　
　　父亲接母亲和权去他那里的一路上，父亲几次想把权抱在自己的怀里，都被权愤怒地挣脱了。一路上，权一直愤怒、警惕地望着父亲。父亲无奈，大度地笑一笑，也就随权去了。
　　
　　结果，那天晚上就发生了悲惨的一幕。
　　
　　那天晚上，自然是父亲和母亲还有权一起睡在一个炕上。在权没有睡着之前，权说死说活也不让父亲上炕。父亲没有办法，吹熄了灯，只能在暗影里坐着。后来权睡着了，父亲才宽衣解带摸到母亲身边。
　　
　　父亲五年没见到母亲，当时父亲急如火煎的样子可想而知。正在父亲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和母亲送到极乐世界里的时候，这时悲剧终于发生了。
　　
　　当时，父母都很投入，谁也没有想到权会在这时醒来，而且爬了起来，愤怒地扑向父亲……
　　
　　在以后出生的几个孩子中，父亲最喜欢的就是老大权。在权的身上他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。后来权也当兵入伍。在当上连长不久，珍宝岛自卫战打响，权所在的部队上了前线。结果权牺牲在了那个冬季。
　　
　　父亲得知权牺牲后，他一滴眼泪也没掉。他站在办公桌前面，默默地凝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。他只自言自语地念叨着：你真是我儿子……
　　
　　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后话了。
　　
　　战争中的父亲和母亲度过了他们人生中平静的一段夫妻岁月。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，他们的关系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。
　　
　　解放战争结束了，抗美援朝也取得了胜利。在一连串的战争间隙里，父母同心协力一口气又生了三个孩子，他们分别是林、晶、海。晶是他们唯一的女儿。这些孩子都是在战争中呱呱落地，父亲在战争的间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
　　
　　抗美援朝结束后，战争就真的结束了。成了首长的父亲从朝鲜归来，便在一个北方城市落脚生根了。这是他有生以来安顿下来的第一个家。家自然坐落在部队营院里，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，在院落的一隅又僻出了一个小院。这个小院清一色是日式建筑，灰色的水泥建筑，这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遗物。日本人显然没有料到他们苦心经营的这些建筑，最后竟落到敌人手里。这些建筑异常的坚固，有点像日本人的炮楼。父亲一直在这里住到离休，那幢小楼仍风雨不透。父亲曾对着这幢小楼感叹：这小崽子真他妈的……父亲不知是感叹日本人，还是感叹日本人的建筑。
　　
　　总之，父亲拥有了自己稳定的家——一幢日式小楼。楼不大，楼下有七八间房，这对父亲来说，他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。他已经做好了打一辈子仗的准备，没想到这么快战争就结束了。于是他拥有了这个风雨不透的家，家里面住着妻子还有四个孩子。
　　
　　一下子安定下来，打惯仗的父亲还真的有些不习惯。他第一次坐在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竟不知如何是好，站起坐下，坐下又站起，手脚都不知往哪放才合适。以前他从没有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坐过，如果说是有一间房子的话，那就是他的指挥部。不管是战前，还是战斗中，指挥部里总是热闹非凡。作战参谋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，电话铃声不断，墙上桌子上铺满了形形色色的作战地图。父亲只有在那种环境中，他才显得游刃有余，心里才踏实。此时的父亲真的无所适从了。参谋人员也偶有进出，电话铃声也时而响起，这一切，远没了战争中那种紧张和忙碌。
　　
　　无所适从的父亲，渐渐觉得气不那么顺了。部队面临着重新建设，各种计划和设想纷纷诞生。于是参谋秘书们不停歇地往他的案头投送各种材料和报表。父亲对那些文字天生的反感，有不少不了解父亲的下级，把那些材料恭敬地放在父亲案头，说一声：首长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
　　
　　父亲就火了，他拍着桌子吼道：我是睁眼瞎，你们难道也是？这些东西放在这里管个屁用，它们又不会说话。
　　
　　于是秘书就承担起了给父亲念文件的任务，每份文件都由秘书先念给父亲听，再由父亲拍板定夺。父亲有时也不定夺，他听着那些文件，越听越有气，然后就打断秘书道：别念了！这么点小事也啰哩巴嗦地写这么长的文件，底下那帮人是干啥吃的。他们啥事也不做主，都让我拿主意。还让不让人活了！
　　
　　秘书听了父亲的话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是小声解释：首长，这是程序。
　　
　　父亲不管那么多程序不程序的，他觉得只有战争那才关系到成败。和平年代，哪个师多了什么编制，哪个军少个师长，这都不算啥大事。
　　
　　有时父亲听秘书给自己念文件，念着念着父亲在那叨叨声中坐在椅子上竟睡着了，而且打起了鼾。秘书便左右为难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，就那么难受地手捧文件站在那里，直到父亲醒来，秘书再接再厉地念下去。
　　
　　父亲被和平生活这些毫无头绪的琐事搞得心情烦乱。他上班的时候是这样，下班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仍得不到缓解。
　　
　　老大权那时已经上小学了，剩下的三个孩子还在幼儿园。他们吵吵闹闹，楼上楼下蹿来跳去。母亲那时在一家部队医院里任职。她已经不当医生了，当上了一级领导，上班下班的，也有很多大事小情等着她去做，这些孩子她基本上也没有精力去照管。在战争年代，孩子们有保育员，和平年代了，他们不是上学就是幼儿园，只有晚上才回到家里。
　　
　　下班后的母亲，还要给一家人做饭。这些孩子基本上就处于自由化状态。因为对父亲感情生疏，父亲出来进去的，他们根本没把父亲当回事，该吵就吵，该闹就闹。
　　
　　父亲回到家，楼上呆一会儿，楼下又呆一会儿，他不管呆在哪里都得不到清静。白天秘书已在他的耳边叨叨了一天，此时的父亲耳畔仿佛有几架敌机在不停地飞来飞去。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大叫一声：你们都给我住嘴！
　　
　　孩子们突然遇到呵斥一时噤了声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轰的一声又跑到了楼下。没过多大一会儿，他们该干啥还干啥。连续几次之后，在这期间，母亲也抽空从厨房里走出来制止过孩子们的这种胡作非为，可是只消停一会儿。父亲忍无可忍，扑向了孩子们，就像扑向了敌群，劈头盖脑地把几个孩子都揍了一遍。这下可了不得了，不但没有止住孩子们的闹，还引来了他们集体的大哭。
　　
　　这时，母亲已经做好了饭。她一个接一个地哄劝孩子们，让他们都停止了哭，坐到饭桌前。父母也坐到了饭桌前，父亲早就没有了食欲。他吃什么都索然无味，于是，他就把火气发在家里唯一的明白人——母亲身上。他冲着一桌子的饭菜说：这哪里是吃饭，简直就是猪食。
　　
　　父亲说完狠狠放下碗，头也不回地上楼了。
　　
　　母亲做菜水平的确不敢恭维。母亲是学生出身，战争年代都吃食堂，那时也不可能讲究，有吃的能吃饱就不容易了。冷不丁自己做起了饭菜，质量上肯定就没有了那么多的讲究。其实，父亲也不是挑肥拣瘦的人，啥苦他没吃过，在朝鲜，一把雪一口炒面他也过来了，此时他发火完全是他的心情所致。
　　
　　父亲这样，母亲自然也不高兴。见父亲摔了碗，她也没心思吃饭了，眼里含了泪，径直找到父亲说：我做饭就这个水平，要想好吃，有本事你自己做。
　　
　　母亲是个很独立的女性，也算从小参加革命，什么场面她也算都见过了，她没法忍受父亲这一套。她才不管父亲是不是首长呢，那是在外人眼里的首长。
　　
　　父亲不再提伙食的问题了，他又说起了这些不听话的孩子，最后父亲竟恶毒地说：早知这样，何必当初。
　　
　　母亲听了父亲的话，一时气得脸色苍白。
　　
　　父亲说完一摔门就走了。
　　
　　从那以后，父亲住在办公室，吃在食堂。每天，父亲去干部灶排队买饭时，总有一些机关年轻干部冲父亲投来百思不得其解的目光。父亲于是瓮声瓮气地说：看啥看，快吃你们的饭。这些年轻干部便噤若寒蝉，大气也不敢出了。在这支部队里，父亲的名声和他的职务一样，让下级们望而生畏。
　　
　　这是父亲母亲的第一次正面交锋。
　　
　　在父亲眼里，家里乱成了一锅粥，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他还不适应这个家。父亲过惯了南征北战的日子。那时部队就是家。
　　
　　母亲在这件事情上，觉得伤心委屈。这么多年来，父亲只管播种不问收获。父亲让母亲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，然后他拍一拍屁股去南征北战了。然而母亲却无法躲开这种现实，她又当爹又当妈，照顾着这几个孩子。四个孩子让母亲费尽了心思，她从没有抱怨过什么。现在条件好了，父亲又嫌弃这个家了，这使母亲伤心不已。母亲那时就想，父亲走就走，不回来才好呢。
　　
　　父亲离家出走，吃住在部队里，不久便被各阶层的领导都知道了。他们觉得这是个大事，老石家里出了这么大事，那就是部队的大事。于是分管政治的老冯找到了父亲。老冯和父亲搭班子已经很久了，父亲一直抓军事，老冯抓政治。老冯戴眼镜，一脸的知识分子气。老冯的确有水平，经常捧着马恩列的著作看。父亲看不惯他这一点，曾说：老冯你看这些有用，又不管打仗，又不管吃喝。在父亲眼里，看书就是瞎耽误功夫。因为老冯读了很多书，在指挥打仗时就不管用，部队打仗都靠父亲指挥拿主意。因此，父亲不太把老冯当回事。现在不打仗了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，老冯一会儿一个方针，一会儿一个政策，听得父亲一愣一愣的。他不知道这些方针政策，是老冯自己的还是上级的。总之，搞得父亲不明不白。索性，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父亲理都不理，他只管队伍的建设和训练，父亲认为以后打仗这些都用得上。
　　
　　老冯找到父亲就说：老石呀，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值得你这样？
　　
　　父亲这人处事历来不拐什么弯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于是他就说：家里太乱，不是人呆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于是父亲就把家里鸡鸣狗跳墙的景象说了说，他又补充道：像咱们这样的人，就不该有啥家。
　　
　　老冯推一推鼻子上的眼镜，深刻地说：这个情况的确很重要。
　　
　　那时的部队刚稳定不久，后勤保障工作还没有确定下来，一切还都显得没有头绪。但老冯却不明白，父亲为什么这么看待“家”。
　　
　　不久，在老冯的亲自过问下，部队成立了全托幼儿园。父亲的四个孩子，除老大权之外，都被送到了全托幼儿园。这使得一批像父母这样的双军人，有了更多的精力放到工作中。
　　
　　在一派大好形势下，父亲在老冯的强大政治攻势下，半推半就地回到了那幢二层小楼里。没有了孩子的家，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和日丽。只有老大权进进出出，权已经上小学了，况且权天生早熟，他很少说话，没事就盯着某一个地方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。因此，权的存在一点也不影响父亲。
　　
　　父亲的怨气得到平息。母亲却不这么认为，通过这件事，她更清楚地看清了父亲的嘴脸，她越想越觉得委屈，然后就独自生气。一天到晚，不管父亲说什么，她就是不理父亲。
　　
　　父亲的情绪已经从困境中走了出来，于是他就有了过剩的精力。每天晚上，他和母亲躺在床上，他就又有了求欢的要求。母亲显得极冷漠，她严严实实地用被子把自己裹了，不管父亲如何挑衅，她总是无动于衷。父亲见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。他动手去扒母亲裹在身上的被子。母亲就大声地说：你住手，我不想和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，我怕再生个孩子，没人管。
　　
　　这句话说到了父亲的软处，一下子他就软了，吸了口气，翻过身并不舒畅地睡去了。
　　
　　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许久。最后还是母亲妥协了，毕竟他们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。在后来的岁月中，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心慈手软，使她错过了一次又一次重新寻找幸福的机会。
　　
　　父亲不仅一生没有得到母亲的真爱，他甚至也没有做成一个合格的父亲。几个孩子出生时，他都不在身旁。因为他的生活习惯，这些孩子们一直对他敬而远之。他也没有兴趣走近孩子们。但在孩子们的人生大事面前，他却武断专行。后来，孩子们一个个都从中学毕业了，又一个又一个地被他送去参军了。在父亲的眼里，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。他甚至连孩子们的意见都不征求，因为他是孩子们的爹，他是部队的首长，他说啥就是啥，没有人能够反驳他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孩子们对父亲的感情很疏远，没有一个孩子和他说过真实想法。父亲这种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的做法，使晚年的父亲尝到了孤独的苦果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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